1876年春天，塔斯马尼亚霍巴特的一间小屋里，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楚格尼尼，反复向身边的圣公会牧师亨利·阿特金森恳求。 她希望死后能被缝进厚厚的帆布袋，里面坠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直接沉进德卡斯特劳海峡最深的水域里。 她给出的理由直白得让人心头发颤：我知道我死之后，塔斯马尼亚博物馆一定会来抢走我的遗体。 她所有的诉求，归根到底只有两句话：别解剖我，别把我摆进展柜展览。 这份被写进牧师私人日记里的最后遗愿，直到1932年才由他的儿子公之于众。 可楚格尼尼万万没有想到，她生前拼尽全力想要避开的命运，最后一件都没能躲开。 楚格尼尼出生在布鲁尼岛的努恩尼部落，父亲是当地的酋长。 她十七岁之前，人生就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死亡撕得粉碎。 母亲被登陆的海豹猎人残忍杀害，妹妹被人掳走后再也没能回来，她自己也曾被绑架，赶来营救她的未婚夫帕拉维纳，不幸溺死在冰冷的海水里。 三条至亲的命，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 这份刻进骨头里的恐惧，就是她后来对自己身体的归宿，产生强烈警惕的起点。 之后的很多年里，她作为向导和翻译，跟着殖民当局的“原住民调解者”罗宾逊走遍了整个塔斯马尼亚岛。 她熟悉每一片丛林的路径，能听懂所有部落的语言，族人也认得她的脸。 她陪着罗宾逊劝说躲在深山里的族人放下武器，跟着殖民当局前往安置点。 可两百多名幸存的原住民被送到弗林德斯岛之后，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保护”。 粗劣的房屋、陌生的土地、接二连三的瘟疫和永远不够的食物，一点点吞噬着本就不多的人口。 等到1847年幸存者被允许迁回塔斯马尼亚本岛时，两百多人里，只剩下了四十七个。 她亲眼看着族人的数量一天天往下掉，也亲眼看清了所谓的“重新安置”，本质上就是一场缓慢的种族清除。 真正让楚格尼尼对自己死后的命运产生绝对恐惧的，是1869年发生在霍巴特的那起骇人听闻的遗体争夺事件。 当时被认定为最后一位纯血统塔斯马尼亚男性的威廉·兰恩，死在了霍巴特的小屋里。 尸体还没下葬，两拨来自不同机构的白人医生，就已经在太平间门外排起了队。 来自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克劳瑟医生，先偷偷溜进太平间，割下了兰恩的头颅，剥下头皮取走头骨，再把当天死去的一个白人男子的头骨塞进尸体，重新缝合好，让兰恩的遗体看上去完好无损地入了土。 葬礼刚刚结束，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的人连夜掘开新坟，把兰恩的躯干骨架完整挖走，还顺手割下了他的双手双脚塞进袋子。 等警察赶到墓地时，坟头已经被刨开，那个被调包的白人头骨，被随手丢弃在泥泞的草地上。 后来克劳瑟虽然因为这件事被医院解职，没过多久就当选了殖民地立法会议员，几年之后甚至成了塔斯马尼亚总理。 楚格尼尼和兰恩同属最后一批幸存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这件事就发生在她居住的社区里，所有细节她都清清楚楚。 她比谁都明白，“最后一人”的标签，在那些白人收藏家眼里，意味着多么高的溢价。 当时一具普通的原住民骨架，在欧洲市场上只能卖到8到10英镑，而标注着“最后一人”的完整骨架，转手就能卖出100英镑的天价。 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她的名字就已经被写进了那些人类学家和博物馆收藏家的私人目录里。 她怕的从来不是幻觉，是近在眼前的、已经被安排好的命运。 1876年5月8日，楚格尼尼在霍巴特的家中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为了防止遗体被人抢走，她的朋友们特意选在午夜时分，把她秘密安葬在卡斯凯兹旧女子监狱的墓地里。 可即便如此严密的防范，依然没能挡住那些机构的索要。 她死后第二天，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就正式向殖民政府发文，要求接管她的遗体。 在连续三次申请之后，殖民政府最终批准了学会的请求，唯一的附加条件是：骨架不得公开展示，只能供获得特别许可的科研人员做研究使用。 这份写在纸面上的约束，从签字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张毫无意义的废纸。 1888年，她的头骨被送到墨尔本的百年博览会上公开展出。 1904年，外科医生贝里把她的骨骼拼接成完整的骨架，直接摆进了塔斯马尼亚博物馆的展柜里，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她种族的最后一人”。 这具骨架在公众面前整整展出了四十三年，是整个博物馆里参观人数最多的展品之一。 直到1947年，在原住民群体的强烈抗议下，骨架才被从展柜里撤下来，放进了博物馆的地下室。 之后的几十年里，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组织不断发起归还和火化遗骸的运动，却一次次被博物馆和科学界联手抵制。 直到1975年，塔斯马尼亚议会才正式修改法律，把遗骸的所有权从博物馆手里收回，转交给原住民社区。 楚格尼尼的骨架被放进霍巴特储备银行的金库里，严密封存起来。 1976年4月30日，她的遗骸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火化，原住民代表和州长一起把她的骨灰装进休恩松木盒子里。 第二天清晨，船只载着她的骨灰开到德卡斯特劳海峡，伴着清晨的阳光，把骨灰全部撒进了海里。 当时在场的原住民后来回忆，撒骨灰的时候，有一只鼠海豚一直围着船舷游来游去，很久才慢慢游向深